该书所记，流传日久，真伪难辨。朱元璋当皇帝前，未曾读过几天书，定都南京后，倒是学了些东西。但其有过人智力，偶发灵感，误打误撞写出这么一副差强人意，略胜于顺口溜的对联也未可知。但自此对联成为民间过年的一项重要习俗，却是不容置疑。

　　3、对联的前身（之一）

　　每一种文学样式，其缘起都不会是凭空产生，一般而言，都须凭借某种“范式”——这里暂且借用一个哲学概念以表述笔者的意思——来作为自己孕生的母体，就像小说孕生于话本，宋词孕生于唐诗，而元朝小令又孕生自宋词……那么孕生对联的母体是什么呢？有人说和宋词一样，它的前身是唐诗，的确有一定道理。

　　首先，对联的起源和唐诗繁荣的时代非常接近。前面提到了，第一副春联出自五代后蜀国君孟昶之手，其时离唐朝灭亡不过三、四十年。唐代乃中国诗歌史上一个伟大的高峰，那时的诗人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记；仅留存至今的《全唐诗》收录的诗歌就达48900余首。从初唐、盛唐、中唐一直到晚唐的两百多年间，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诗人，他们像天上的恒星一样一直照耀着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如陈子昂、王勃、张九龄、孟浩然、王维、贾岛、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贺、杜牧、李商隐以及温庭筠等等，有些伟大诗人的诗歌作品甚至到了只要有水井的地方（也就是说，只要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人传诵朗读的程度，可见唐诗的覆盖面和影响面非同一般。唐朝灭亡之后，国家陷于分裂之中，于是有五代十国的兴起。朝代变了，那一度精力弥满，弘强大气的唐代诗歌精神也走向式微，但是，一种已经定型的文化样式却没有随着社会的改朝换代而发生变化，唐诗依然在原先的中国版图之内，在五代十国这几个走马灯般新起的国家内流传，并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演化。《全唐诗》实际上收录的不仅是唐代的诗歌，五代诗歌也包含在内，正说明了五代文学与唐代文学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孟昶那两句于无意之中开创了新的文学样式的对联，可以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其次，对联的形式受唐诗影响很深。唐朝是中国一个新的诗歌样式——律诗完全成熟的时期。在唐朝之前，中国的诗歌也有着一定的格式，但毕竟不够严密、不够规范，无论是诗的长短、韵律和对仗等方面，都并没有一个严格的规矩，诗人在写作时，只是遵照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却没有一个统一不易的尺度。正是从唐诗开始，中国的诗歌进入了一个讲究规则和法度的“格律”时代。唐朝的格律诗，一般而言分为四种：五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律诗、七言绝句。这四种形式的诗歌，不仅在字数、句数上有一定之规，还包括严谨的对仗和押韵，而对仗又包括词性的对仗和音韵的平仄对仗。尤其是律诗，总共八句诗中，又分为两两相匹的四个联句，曰首联、颔联、颈联和尾联。颔联和颈联的写作要求最为严格，连一句之中哪几个字用平声、哪几个字用仄声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有的句子应“平起仄收”，有的则应“仄起平收”等等。唐诗的这些特征，不仅影响到后世的词、曲、小令的创作（后代诗歌史的研究者就有把词、曲等等也称作格律诗的），当然也影响到对联的创作——对联创作中必须恪守的“对仗”可以说直接来源于唐代的格律诗，如民间在对孩童进行对联写作的启蒙时，就采用这样的“口诀”，所谓“风对雨，夏对秋”等等，这类启蒙，告诉孩子的是，对仗既包括词性和词义上的，同时也包括声韵上的。如“风”和“雨”都是表示自然物像的名词，而声调上，“风”是平声，“雨”是仄声；“夏”和“秋”都是表示季节名称的名词，“夏”是仄声，“秋”则是平声……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诗歌的平仄对仗理论，严格说来源于唐之前的南朝文学家沈约。南朝之时，沈约和谢眺、王融等人的诗歌创作逐渐走上了注重声律，着意雕琢的路子，被时人称为“永明体”。而沈约总结了当时的诗歌创作经验，提出了区别四声，避免八病的观点，第一次从理论上强调了诗歌写作中要重视声韵、讲究平仄协调的问题，对增强诗歌的韵律美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不过，在实践中最后完善沈约这一理论的则是唐代尤其是盛唐时期的诗歌创作。如杜甫的诗歌，就以格律严谨精慎而著称。这里，我们举一些杜甫的诗句为例。

　　无边落木萧萧下，
　　〇〇●●〇〇●
　　不尽长江滚滚来。
　　●●〇〇●●〇
　　　　　——七律《登高》颔联

　　上面两句诗，是典型的律诗句式。“不尽”和“无边”都是副词，而“落木”和“长江”则是名词；“滚滚”和“萧萧”都是状物的形容词，最后的“下”和“来”在诗中都属于方位动词——这是词性上的对仗。至于声韵上的对仗也很严谨。前一句，平起仄收，后一句便仄起平收（为了讲述方便并让读者更易理解，本书以符号〇代表平声，以●代表仄声），以两个字为一个节拍，严谨精到，毫不苟且，可以说，它既代表了唐诗的典范，也体现了杜诗的风格。

　　再看一例。

　　烽火连三月，
　　〇●〇〇●
　　家书抵万金。
　　〇〇●●〇
　　　——五律《春望》颈联

　　该联的标准格式应该是：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但格律诗在实际创作中，有“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说法，也就是说，对于七律而言，有些地方对于第一、第三、第五个字的平仄可以放松标准，因为这几处不影响诗的韵律美；而五律由于只有五个字，所以第五个字还是要论的，但有时对第一、第三个字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放宽松标准。上面所引杜甫《春望》一诗的颈联，除了首句第一个字未能严密对仗外，其余各字都是两两相对的。而对联的平仄基本就是参照律诗的格式，按照两个字一个节拍两个字一个节拍来进行对仗，因此，一些人把唐诗作为对联的源头就不足为奇了。

　　4、对联的前身（之二）

　　上面说了，一些人已习惯于将唐代的律诗看作是对联的前身，认为对联脱胎于此。此话不能说不对，但笔者认为它并不完全。何以见得？因为这种观点只强调了唐诗在韵律和词义对偶方面对对联的影响，却忽视了对联在句式上与唐诗的不同之处。唐代的格律诗在句式上非常严谨，一般就是五言和七言两种。也就是说，规范的唐代律诗在句式上是排它的，它不像宋代的长短句，每句用字可以一字、两字或者多字，更不像唐以前的古诗，用字多寡不受绝对局限，只要情感表现需要，甚至可以使用长达十余字的句式。虽然一、两个字乃至十几个字的句式在古诗词中属于非常态句式，但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看，诗歌的常态句式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变化的。如《诗经》的四字句，汉代古诗的五字句、楚辞中的六字句及至魏晋时期的七字句。